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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条件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模式研究

发布时间:互联网条件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模式研究 来源:武汉和记娱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发布人:和记娱乐 编辑:和记h88
     
     

  通过分析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在社会发展中的主要作用及主要问题,探讨虚拟个体在公共文化空间的行为模式,将基于互联网的公共文化参与行为空间化,勾勒出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二维平面展开与三维立体空间的存在形式。进而对我国虚拟公共文化空间运行机理及模式进行优化设计,得出传统数字公共文化资源的受众开发模式、基于“半封闭空间”数字壁垒的反哺空间模式、基于虚拟的“风扇式”帮扶推进模式等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基本优化模式,以求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激发我国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内生活力。

  作者简介:陈波,华中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大学访问学者;穆晨,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机制设计研究”(项目编号:17BGL214)阶段性之一。

  互联网条件下,特别是Web2.0时代到来后,我国的公共文化参与进入了新的场域,既建立在原有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新的象征性实践的结构和运作逻辑。虚拟空间参与者从单方面的信息检索和获取行为扩展到包含获取、接纳、反馈等的系列交互,为虚拟空间中的文化参与提供了新的聚合方式。互联网条件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提供数字化文化资源与文化参与场所,搭建空间运行逻辑与行为规范,允许参与者以虚拟身份进行文化学习、文化交流、文化需求反馈、文化创作等虚拟文化活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与物理公共文化空间相互融合、有机互动、平级运行,一方面使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参与,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符号之中迷失和受到。

  互联网条件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存在形式呈多样化,形成不同的管理主体、行为规则,参与文化活动的人群随之产生交流与冲突。作为虚拟公共文化空间责任主体,其管理行为受到空间内不断革新的新形式和新内容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厘清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机理为何,管理如何分工,何种空间催生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造血能力并使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等问题,对我国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及公共文化服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参考行为空间形成机制及分布特征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虚拟人的行为理论,试图解答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内的人在做什么,为什么称之为“空间”,与物理公共文化空间内的活动有何不同,对传统的文化生态与现实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等问题,突出不同种类的文化行为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相互影响,并据此进行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模式优化。

  国外关于虚拟空间模式研究开始较早,丰富,但大部分研究聚焦于在线表达与参与在推动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作用,虽有涉及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文化活动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意义,但少有研究进行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形态和文化活动参与者径与行为模式的抽象归纳。早期美国学者卡尔·谢尔多(1998)已通过诠释虚拟空间对人们不同需求的满足过程和原理,将虚拟社会空间化、具像化,但未进一步提炼虚拟空间中个体的文化参与行为模式。[1]Zizi Papacharissi(2002)指出互联网使信息传递与讨论的范围空前扩大,但也导致了讨论信息获取不平等和话语破碎化,为本文建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三维探索模型提供了基础。[2]27Bjarki Valtysson(2010)肯定了Web 2.0条件下的交互式数字文化景观中公共文化参与的价值,进而探讨何种文化政策有利于数字文化公共领域的文化参与,但未能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形态角度分析该问题。亨利·詹金斯(2012)在《融合文化:新与旧的冲突地带》一书通过分析互联网条件下文化制作人与消费者、草根与公司既相互融合又相互斗争的状态,提供了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文化生产管理的去中心化的视角,为本文关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社群的自主管理与管理分工困局提供了借鉴思。[3]206

  我国虽尚未形成完整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理论体系,但针对虚拟社会性质与虚拟空间中人的行为已有一定的研究,多集中于人际关系、心理研究、伦理学、失范行为等方面。胡昌龙(2016)在《虚拟社会网络下集群行为与规律研究》一书中,从集群行为、模式和规律挖掘、管理引导机制三个层次的基础行为和建模仿真展开,对网络集群的规律及管理方式做了分析。[4]84董凤娟(2012)在《我国虚拟社会的管理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强调虚拟公共空间管理中、市场、第三部门作为管理主体在地位上的平等性、在行为上的互动性与合作性。[5]31谢俊(2008)在《虚拟论》中将在虚拟空间中虚拟的表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分析了的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产生张力的原因。汪波(2011)在《中国网络公共空间:镜像、异化与建构》中对虚拟公共空间中的公共参与与心理进行了分析,虚拟人的心理认同多来自于相似社会处境形成的共同心理,并指出效率提高后通过公共表达参与或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更容易受到个人或集团利益的影响。[6]65张文佳等(2009)在《时空制约下的城市居民活动—移动系统——活动分析法的理论和模型进展》中总结了空间规划中居民径与活动分析法,为本文提供了基础分析思。[7]68目前虚拟空间中文化参与的行为模式是研究中较少触及的,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

  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内部活动的发展革新是文化需求变化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在领域弥补着物理公共文化空间的现有局限,另一方面因其操作便捷、技术快速赋能迭代等特征,肩负起新时代文化活动内容形式转型升级的任务。

  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为具备基础信息素养的提供了额外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文化知识来源,虚拟空间渠道与集群大大降低了普通接受文化教育与专业知识的门槛,这对提高我国的文化素养,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与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与中华美学具有重要作用。

  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的文化教育与信息传递以服务学习为核心。站在学习者与信息接收者的立场上,帮助他们解决获取知识中的困难与阻碍。不同年龄段、不同学习习惯的人可于在线公共文化数字资源的虚拟平台选择自己喜爱的风格,甚至直接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请教;知乎等知识集群帮助人们有选择性地跳脱出以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的学习模式,从问题本身出发尝试解决问题、找寻问题,直入问题本质进行探讨与比拼。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教育与信息传递功能了时代对于教育的更高要求,促使人的教育向更人性化且有针对性的方向发展。

  在日益快节奏的生活中,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几乎为提供了随时随地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等立体的广阔渠道进行学习的可能,人机交互、形象表达、随时弹幕发问评论等方式使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参与者能够进行更具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以兴趣体验驱动学习过程。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文化教育不分年龄段与教育背景,更少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帮助更多满足终身教育的需求。

  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不仅为参与者提供单向的知识信息渠道,参与者之间文化信息的交往反馈亦占有庞大的数据流。相较实用性的交往,文化需求的个性化明显。普通在有限物理空间中可搜寻的与自己有相似需求的个体的可能性较小,但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找到属于自己集合的可能性却得到极大的提升。因采用虚构身份,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参与者的交集与集聚有相当比例是因有共同的活动、相似的兴趣点并参与文化表达甚至文化消费,隐藏在虚拟身份之后的文化交往与反馈方式不仅减少了陌生人之间直接进行深入交流的不适感,并且具有极佳的可拓展性,单个话题可以引发系列讨论,一次活动拓展为持续的战友和伙伴,在较少物理成本投入的前提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文化服务附加价值不断增加。

  伴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我国传统熟人社会的人际交往方式发生了转变。一方面非世代居住的陌生、频繁的人员更迭使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普遍增加,邻里交往也随之减少;伴随现代化都市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增大,与亲人朋友的交流也不似往日频繁;社会结构变化下产生的新新思想,使得年轻人行为有更大机会不为现实传统的家庭规范所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人的社交属性决定了其获取慰藉的需求保持在一个相对恒定甚至受挫后的更高状态,渴望从属于一个团体、得到回应与证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为那些渴望交流的提供了重要途径。没有血缘关系、没有现实接触的个体因为相同的心理状态或相同的价值追求通过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一起诉说、互相激励,甚至互通有无,如病患群让互不相识的病友互相提供慰藉,社区群使人们在紧闭的背后热络地讨论居住地周边的美食美景和小区里的有趣。人们在匿名的倾诉中寻找安全感和认同感,在虚拟空间中更加直接地模拟现实世界中的关注行为,多样的文化需求表达机制缩短了心与心的距离,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上演。

  亚文化是由原有主流文化的语境中抽离,原意义系统的认知和价值,主流阶层对文化产品生产及的垄断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另类的具有的文化形式与实践。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传统经典亚文化因对主流社会的与而遭受,但伴随信息技术的普及、新技术不断发展及我国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逐渐成型,新型亚文化类型呈现爆炸式增长而愈发多元化,一元主导、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念已被多元文化观念所取代,新型亚文化几乎等同于小众文化,是不带抵抗意义的中性词。如赫伯迪克(2009)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所说,新型亚文化风格产生之初可能发出一些象征性的挑战,但最终必然以确立新的准则,产生新的产品,或使旧的商品和工业重新焕发出活力而告终。[8]96

  以用户生成内容和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虚拟社区让长期处于小众和尴尬境地的亚文化有了展现的新舞台。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出现与不断完善为提供了更立体而度参与文化活动的渠道,去中心化去精英化的信息分流使得虚拟空间呈现出活跃而具生命力的文化景观。围绕亚文化音乐、服装、集体行动等因素建立起来的新的特殊风格,在共通品味与集体归属感中催生出受推崇的“亚文化资本”以及一系列与衣食住行及展示方式相关的文化产业链和“场景”,不断产生新的符号内容。[9]303亚文化在虚拟空间中愈发集中与深入的文化实践为文化生活注入活力,并出更具实践基础的文化象征符号与潜在消费群体,提供文化利基市场与就业机会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互联网时代,具有一定文化创意思维和潜力的一度面临未经数字化专业训练从而难以将文化创意为数字实体进入公共领域的困境。伴随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不断发展和数字化平台的不断完善,部分文化空间进行了用户友好型基础结构的搭建工作,帮助用户直接针对文化元素本身进行操作,降低数字文化创新的编程技术要求,从而降低文化创作的门槛,增加大众赋予符号象征意义的可能,随之在公共领域催生出大量反映时代和文化追求的文化作品。草根创作者在文化表达欲的催动下,对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化作品数量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对文化审美的整体提升具有积极推动作用,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增加革新了整个公共文化空间的内驱动力,公共文化领域的内生活力得到可持续激活。

  对应公共文化内容形式的变化,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框架结构也在原有基础上出现了相应调整。大量无门槛无甄别的文化表达、文化作品涌入完全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使一部分要求较高和有专属话语体系的文化参与者和创作者归属感缺乏。在此基础上空间形态逐渐呈现出两种形式——完全空间与具有一定准入门槛与规则的半封闭硬核空间,其中半封闭硬核空间一般通过资格审核、专业考察等将一部分不契合或相关文化活动参与意愿较低的参与者拒之门外,同时为文化参与者提供更有凝聚力更具专业性的文化氛围,其文化创作与讨论对文化审美的整体提升具有创新性的引领作用。

  一方面全空间中进行文化表达的数量大量增长,整体文化活动参与活力增强,表达欲与主体意识推动文化审美提高;另一方面部分半封闭硬核空间内文化表达氛围愈浓文化创作水平愈高,引领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整体文化审美水平的提高。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着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内文化参与数量、态度、水平、形式的多重变化,必然面临着服务管理的转型升级,利用好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充分理解公共文化需求和发展水平,重新定位管理角色,重视、发现、整理并输送具有时代的公共文化作品,从整体上促进文化服务的转型升级。

  我国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包含及相关部门提供的数字化公共文化资源平台、公司控制供给的文化信息空间、文化团体及爱好者组成的交流社区等多种存在形式,不同类型空间管理主体不同导致管理体系与管理观念的差异,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三维形态中的文化分区分层亦导致文化交流碎片化与虚拟主体身份认同危机。

  我国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的一部分是由投资、享受的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平台,免费的剧团、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以及、电视等公共对公共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与网络化处理,帮助群众在现实公共文化空间之外通过镜像更加高效便捷地享受文化服务。此举大大提高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便捷度、可达性,但服务水平仍参差不齐,存在大量服务观念被动、重资源建设轻受众评估的现象,传统资源的数字化采集与梳理仅为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实体公共文化资源为数字资源的范围与运行模式亟待探讨与研究。

  就实体资源网络化的范围而言,现实公共文化空间不仅包含了历史遗迹、名家作品,更为平凡而多见的是的公共记忆与集体创作,同样,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需担负起展示与保存职责的不仅仅是名家作品,对时代有纪念与思考价值的作品都应有机会呈现在其他面前。有数据表明,在良好的版权条件下有较强的意愿上传自己的作品,但目前调动的举措尚显不足。[10]77这意味着鼓励创作、建成公共记忆体的机制建设仍很缺乏,特别是在网络技术与虚拟空间的不断更新的条件下文化艺术创作门槛降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理应允许并重视大众的艺术文化价值。

  面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职能部门除力求满足最基本需求外,应逐步把不断提高的文化素养纳入更高一层的工作目标,推动文化审美水平的转型升级,主动、具体地进行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公共文化需求的补缺与契合,以逐渐提高的文化消费意愿驱动我国文化产业结构升级。当前的虚拟容量扩充、提高服务质量停留在供给方面的增益,缺乏质询受众分析程度的举措,而公共文化服务在何种程度上为所理解与接受恰是检验数字化文化资源服务效能的关键,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在扩充容量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考察数字化馆藏珍贵资源与交互程度应纳入绩效评估的范畴。

  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要作用包括了教育与信息传递、文化需求的交往反馈等,值得注意的是,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的信息量庞大,信息接收与文化交流的取舍行为却是高度个人化的。虽然从技术层面来说,大部分虚拟文化空间可以无差别地面向全体,因参与虚拟空间活动的行为本身相对,且个人通过终端进行信息传递与获得的渠道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工作与生活等多方面影响,与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相对无差别的可进人性相比,基于不同人际网络、不同生活方式等建立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仍旧存在潜在的准入逻辑与规则。虽然部分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半封闭式的存在状态并非源自商业牟利抑或管理者的排外意愿,但许多现有公共文化空间内部组成与活动方式仍呈现出以核心与既有圈层为中心向外有限发散的特征。

  虽然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提供给更多机会直接参与到文化创作中去,文化服务因此愈发呈现多样化趋势,但从个体的微观层面来看,除非自身社交属性发生改变,否则相较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在虚拟空间中参与文化活动的形式与内容是相对局限和固定的,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在不同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参与的文化活动有很大可能并非构筑在相同的语境内,不同群体可能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事实认知与文化认同,当的信息渠道不同时,很多文化交流就失去了讨论的基准点,在局部虚拟文化空间中成型的文化认知在有限的人群中发酵趋同,若长期于某一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局部活动,不同群体之间流通、碰撞与重塑减少,容易产生极端倾向,现有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活动范围更加趋于分区分层。

  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社群特有的半封闭性、庞大的数量和较高的变动频率,使管理行为需要做出更快反应,且采取更加灵活的管理方式。出于持久运行的需求,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社群形成以来已大多确立了管理模式,且总体平稳运行,在后来参与到既有管理的过程中,存在部分缺位或过度监管的问题,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自主管理与管理如何分工时常成为困扰文化管理者的问题。

  不论是异步交互的论坛、BBS、豆瓣小组,或是同步交互的微信群、QQ群、微博群等,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大多数社群在交互开始后,会以“社区守则”“群公告”等形式建立起社群行为规范与管理准则,以同一社区的能够在一定共识下进行交流合作。此类管理行为大多是由社群发起者草拟,社群的行为态度、活动框架与范围;社群管理者负责实施,守则内容得以执行;社群参与者共同讨论修改,当参与者认为守则内容过于严苛或存在时,一般可在社群内发言,就是否应修改部分守则以满足更多需求参与讨论。在此管理机制下,通常社群发起者较大,社群受其具有个人色彩的社群准入原则左右,管理者有权凭主观判断删除其他参与者的活动痕迹,将个人意志加于其他个体之上,不规范的管理权交接行为、草根管理者个人素质的门槛降低将对社群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虽然现可在聚落式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较为地抒发自身感受、直接根据自身困惑寻找解决方案,但考虑到虚拟文化空间中的社群数量庞大且多以半封闭的形态进行活动,社群整体管理与服务极易形成盲区——管理缺位致使其对虚拟空间内社群群体情绪缺乏敏锐,部分群体文化需求的发声渠道难与管理对接形成良性互动,部分危害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容混杂其间而难以及时有效作为等。若职能部门只关注空间内部建设而不为社群提供规范的外部渠道,社群中的共识问题没有渠道得以反馈,有价值的文化没有渠道与更多共享,便难以深入洞察文化需求,进而有效履行其文化的引导管理与服务职能。反之,过度监管与控制则易降低虚拟文化空间中社群的参与热情、其发散与性思维,甚至激发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参与者的抵触情绪,使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不能充分发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与文化价值。既要虚拟空间参与者发表言论与讨论的,同时又要尽量使更多人在有限时间内看到更为优质的内容,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管理需科学协调优质内容生产与规则制定,在不断出现新形式、新内容及社群日益多元化发展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确立管理的边界,推进有关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式与监管的讨论[11]176,思考如何区分不同管理需求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针对不同类型应进行何种程度、何种形式的引导与服务,对职能的实现具有积极作用。

  虚拟空间中的个体身份具有流动性。通过变换头像、姓名及其他背景信息个体在不同的平台与社群可以展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这也意味着虚拟个体在参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交往过程中,通常无法通过身份信息了解他人虚拟ID背后的长期行为模式,因此对于每个个体行为的约束也远远小于现实公共空间。

  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的行为部分植根于现实世界的文化实体进行,部分则是完全基于虚拟的场景、人物、故事,在完全虚拟的中虚拟个体被其他虚拟个体认同的原因、标准与现实世界有一定差异,其对身份的确认、对虚拟社会的认同,使心理发育不够成熟的人群,在虚拟与真实的公共文化空间之间转换具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因无法区分虚拟符号赋予与遮蔽的个体特征,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系逐渐失衡,在虚拟空间中获得更大满足感的虚拟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倾向于现实的定位与认知。

  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的减少并非必然导致意识与身份认同危机,虚拟身份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增加了个体对自身需求验证的可能。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下个体的文化需求不必然能得到充分,需要新的场景与角色以求内心秩序的平衡,“一位作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作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于他自己的才性”[12]51,个体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活动的多样选择了好奇心与不满足,增进了个体进行对自身验明与确认的可能。个体通过注销ID、技术等措施,于现实情境的局限,享受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提供的更多选择,从而进行比现实世界中更多层次的文化体验。

  虚拟空间行为诱发意识与身份认同危机的解决当下主要依赖于个体的调节与心理疏导,但个体面临虚拟现实切换生发紊乱和无助而调节无法有效作用时,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缺乏有效的机制设计,权限身份缺乏甄别、甄别手段较为简单,难以应对虚拟性征在虚拟社会中面临的复杂情况。

  伴随着我国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物理空间中人与人的思想交流被事务性功能性活动压缩,但深度文化交流的需求并未因此减少。随着BBS、在线聊天室等“群居式”虚拟聚落的出现,人们以虚拟身份较为安全地寻求满足自身文化需求,虚拟人格开展创造、互惠、表演等行为,形成具有自身文化属性的群体并参与管理与被管理,具有社会属性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逐渐形成。个体思想、爱好、特长的延展途径大大拓宽,层次的享受得以共享甚至成为社交的源头与纽带,人的价值肯定受现实约束减少,文化观点可以通过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得以公开表达并获得具有相似见解人群的肯定,给予心理焦虑与孤离中的人群慰藉。个体参与者观察空间、进行文化交流甚至生产创作的同时,建构其虚拟身份的外部特征,其他参与者据此形成对该身份的直观印象,虚拟身份在空间内留下印记可能被记录和追踪。以群体的角度来看,人们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做的事与物理空间内殊无二致,搭建空间、交流文化、制定规则、展示、体验情感等等,参与者自然地在物理空间既有文化基础上按照虚拟公共领域的规则产生新的文化形式。

  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中,我们关注到个体在其中的行动轨迹与某些空间内部移动行为具有相似特征,不同的平台与社群中会催生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需要厘清的是,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在互联网上的延伸看似没有穷尽,但其本质是紧密围绕“人”不断更新的文化需求进行迭代与补充,从二维平面上看,不同文化区域和社群的成长以需求为中心渐趋密集与交叠,而非不断向边际延伸;而在三维空间上,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呈现立体和互通之势,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的流动与探索巨型迷宫相似,进入迷宫的人们无法窥其全貌,其间众多岔道口亦有无限细节,受到不同方向标签吸引的个体一般难以到达到迷宫的每个角落。即使有意探索全部迷宫的“玩家”,也受到自身审美与眼界的制约,无法费力打开一个个所有半封闭“硬核社区”大门的“钥匙宝箱”,这也解释了我们前文提及的相较物理空间而言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普及率较低问题,物理公共文化空间相对有限且门槛较低因而参与率较高,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情况较复杂,一则虚拟空间数量庞杂、各自文化标签鲜明且多呈半封闭状态,探索者在“岔道口”选择时会受到先入为主的判断所影响;二则诸如虎扑、哔哩哔哩等半封闭的“硬核社区”需经答题才能参与互动,门槛较高,因此普及率较前者更低。

  若我们将眼光聚焦于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内,则会发现根据空间内部搭建规则与结构的不同,空间相近的行为方式赋予各空间不同的象征意义,这与物理公共文化空间根据功能划分场域的效果不尽相同。例如,物理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所承担的是为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教育职能,它们负责收集与展出,帮助了解展品背后的价值,然而参观者在博物馆内的活动原则上仍是各自分散的。而有趣的是,长时间在某个虚拟平台上活动、享受平台服务、遵守平台潜在规则的人群却往往形成其独有的气质与特征,虎扑人崇尚拼搏与实力、豆瓣人文艺小清新、天涯人、知乎人好为人师、网易云音乐人喜爱小众精品、晋江人有宅属性等。这些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满足的大众文化需求虽存在交叉且彼此之间无法割裂,但在功能属性之外,往往在凭借其唯一突出的态度收获强大的用户黏性。在虚拟公共空间中行进的人们,根据不同的文化标签和归属感而非文化功能,进入不同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

  有了虚拟身份的掩护,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个体甚至群体的风格可以极为鲜明,因各个半封闭空间内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化标签与推崇者,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在不同文化氛围中生长、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人们彼此相遇后的情形(图1)。很多研究都表示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相处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人,多元的文化更可以消除不同族群之间的。[13]36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群体性冲突却愈多愈频繁,从2007年6月21日百度贴吧中李宇春吧和李毅吧的爆吧事件开始,到2018年7月底吴粉丝发动对虎扑步行街的战争,不同文化群体自发组织针对另一群体的,采用最为原始的占领方式,在短时间内大量上传信息致其机构瘫痪无法正常运行。类似此类事件除了印证物理空间内的“”活动可以更小的代价更便捷的方式在虚拟空间继续发生外,也说明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内,不同群体间的深度交流很少虽可频繁以标题或短句的形式看到彼此的意见,但快节奏的浏览、频繁的碰撞反倒使一定契机下的冲突成为可能。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较为强势的参与者不似那样止步于热点导向的线性的探索径,携带半封闭空间不同象征意义与态度气质的强势群体在多面探索中更易交流甚至冲突。

  面临伴随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飞速发展而来的诸多问题,前人已发现问题并逐一思考对策,提出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多中心多种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等意见和,但因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体系构建尚未完成,相关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未及详讨,如:各空间社区数字门槛与进入壁垒带来怎样的影响,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渠道设计会对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保障文化福利需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进行哪些径、岔道、的建设投入,如何催动各个空间创新效能与活力的动力机制等。为“探索迷宫”的人们各取所需、发展所长,空间设计者、服务者需要对应思考该“迷宫”气压是否适宜,如何设计能更方便引导参与者抵达目标空间,如何为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高质量的符号内容提供高效的价值实现渠道等。本文将从空间行为角度分析虚拟公共文化空间运行机理,并据此提出建设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优化径。

  我们已在前文分析了人们在空间中的行动轨迹与“迷宫探索”有很多相似之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内部的结构形态是三维立体结构,不仅从单一角度难窥全貌,进入内部后更会因个人偏好而产生视觉盲区。在三维立体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不同的小空间之间存在数字壁垒隔断,形成虎扑、哔哩哔哩动画等具有一定进入门槛的半封闭“硬核社区”,这些社区仍然对全体免费,但只有了解一定相关领域的知识并通过答题进行资格审核方可进入。首先,针对具有创造力和鲜化个性的空间参与者,各空间社区数字门槛与壁垒能够提供空间内部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其共享倾向高于全空间。区别于物理公共文化空间相对较少的互动机会,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更有利于共建共享。在对网络缺乏有效约束的前提下,即便有虚拟身份做掩护,参与者交往互动并留下的印记,使具有性思考特征的个体在完全的空间中不免时常遭到甚至,因此倾向于向基本观念相对一致的群体靠拢,身处相对封闭的空间可以从忧虑自己行为影响的情绪中暂时出来,追求创造有价值的内容从而获取尊重。从这个层面来看,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半封闭的“硬核社区”内部专业性、凝聚力更强,不仅能够享受信息共享带来的便利,更有能力衍生创造价值,通过用户创造内容延长该空间的价值链。目前部分半封闭的虚拟空间出于各种目的已自发、零散地开始共享空间内生知识与文化符号以求获得认可并实现公共价值,事实上反哺了全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但因缺乏成型的后续通道与鼓励机制,此类文化共享与动力不足、偶然性较大。对于此类型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部门未必能够提供文化内容,亦难以指导如何共享与生产,因此应明确自身定位及分工,着力提供压强适宜的生长与后部帮扶渠道,做好统一严格的知识产权服务保障工作,促使各半封闭空间内优质资源与文化思想聚集碰撞、使其实现更大价值,鼓励我国优质文化创意交流和产出,为盘活文化市场供给源源不断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资本。

  其次,为更好地发现并保障虚拟空间的文化需求,虚拟公共文化空间责任主体需要考虑友好基础设施建设,对甫接触虚拟迷宫或信息素养相对较低的人群主动提供帮助和引导,当下我国该部分人群数量相对庞大,包括中老年人、贫困人群、少年儿童等,他们开始探索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时的状态大多随机、茫然甚至忧惧,部分人群由于信息渠道不通达,或者因对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构造缺乏全局把握,进入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后往往蜷缩于一隅,即使对基层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服务、或基于某文化标签而形成的半封闭“硬核社区”感兴趣,也由于欠缺引导或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简单来说,由于虚拟缺乏应有的“地图”“钥匙”与“导游”,某些公共空间与居民中的特定群体切断了联系,则我国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文化教育与交流沟通效果不甚理想。即使是现实世界中关系密切的亲人,进入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后也很难通过思想行为认出彼此,回到现实后难以继续深入对话,如不重视建造针对虚拟空间弱势人群的“友好设施”,这种虚拟空间中日渐成型的沟壑亦将慢慢投射到现实世界,对社会凝聚力造成不良影响。针对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遵循“受众本位”思想,管理者可深入研究受众的基本行为特征,发现其文化需求的潜在可能,从而在通过率较高的虚拟通道放置连续且多层次的文化参与鼓励措施,帮助、引导其了解更多优质的文化资源、平台和文化空间行为方式。为此,可跳脱出各平台自身的局限性,从全局层面打通空间内部渠道,联通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延伸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与广义虚拟文化平台,改变从资源出发的思维方式,转而考虑群众需求的可延展性,提供基于合理算法的优质资源导览,以链条式阶梯式的文化平台,辅助从零散单次偶然的文化参与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文化参与逻辑,逐步提高文化素养与虚拟文化空间的信息素养。重视除文化艺术单位之外的广大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与之互联互通;加速渠道互通信息流动,重视各空间之间的逻辑关系梳理。提高全社会国民文化审美能水平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系统的循环鼓励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的探索以兴趣为导向从而不断深入,以单次的资源性的公共文化空间简单陈列模式转变为连续的兴趣——讨论——探索文化参与模式。

  最后,网络现象频发于掌握一定虚拟公共空间信息素养的人群中。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数字壁垒凸显了不同文化群体本身话语体系的差异,甚至造成了虚拟空间内不同审美和文化倾向团体的战争。虽然现实世界不同文化爱好者的话语体系亦存在区别,但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有相似需求的人群可以通过搜索很快地汇集并形成规模化组织,并受到群体本身易情绪化、极端化的影响。这些规模化的组织因对某一文化现象的追捧和痛恨,在一定契机下针对特定空间灌水,以此干扰空间正常运作和讨论,争当虚拟空间最强者,造成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秩序混乱甚至作品的损失。近年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发生的群体争端大多缘起于某个文化领域中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偶像个人或团体的争端,经过虚拟公共文化空间赋能,这种从个人偶像到群体的情绪战争已经出离正常的文化需求反馈,其速度和便捷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考虑到人物肩负的社会责任,其对立的公开言论必然作为此类问题的重要端口和治理内容纳入管理。另外,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为普通群众提供了针对文化现象发表看法与进行交流的可能,但作为虚拟公共文化空间责任主体,不能仅仅追求将空间参与者的相关行为在的范围内。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应建立高效灵活的平台和渠道帮助群体情绪及时排解,实现多渠道多角度发声以达成文化意见反馈的多向供给,避免个体因某个空间内的情绪发酵而湮灭在群体身份认同之中,引导大众从简单的情绪宣泄进一步推进到对原因、途径的深度。

  当下我国传统公共文化资源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大多实现了度立体展示,但其从“被告知的文化”转变到“可参与的文化”尚有一定距离。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除文化资源展示功能外,Jennifer Novak-Leonard(2011)认为可建立有活力的数字文化资源文化生态,使集体想象力基于文化资源集中延伸,推动积极的艺术实践。[14]30资源展示并非最终目的,重要的是受众是否理解、有何种感受、结合时代背景产生何种新形式文化,活跃的文化参与和交互体验是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数字公共文化资源建设的持久动力。责任主体需提供专项经费与专业团队,根据不同辐射人群进行虚拟公共文化空间文化体验受众心理分析(图2),鼓励参与基于我国文化资源的公共文化艺术实践,并对能够体现时代价值的文化创作与符号内容给予重视并扶持,使传统公共文化资源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令虚拟空间功能与公共文化资源结合后更新与造血,源源不断地产生适应时代文化需求的新的吸引力。

  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不断发展演变,逐渐呈现出两种形式——完全空间与具有一定准入门槛与规则的半封闭硬核空间(图3)。其中半封闭硬核空间虽然因其资格审核、专业要求和数字壁垒将一部分不契合或相关活动参与意愿较低的参与者拒之门外,但同时也为文化创新型人才提供了价值观相对统一的安全空间,其参与者通常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文化创新与产出能力,能够赋予符号化作品以意义。此现象是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内容形式不断多样化的结果,看似与满足所有平等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相,但通过完善的后部渠道和鼓励机制,半封闭硬核空间具备反哺完全空间的能力,半封闭硬核空间及人员的自发集群产出不断更新的文化资源与产品可通过创意产出、技术、知识产权服务保障等充分发挥其对公共文化的价值与作用。

  与物理空间相似,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也存在相对的,现实空间中未必处于经济或社会地位劣势,其弱势主要体现在对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利用能力不足,可以根据现实世界热点问题进行简单地搜索与追踪,但没有掌握自行深入探索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参与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活动、定位并提高自己文化品位的能力。针对此类人群,本文提出基于虚拟的“风扇式”帮扶推进模式(图4),根据文化资源利用情况进行相似内容和平台的推荐鼓励,扩大接触与参与的空间数量与类别,引导享受优质文化资源、利用相关优质兴趣平台、加入同风格的文化社群,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中发掘虚拟的存在感和文化参与的内驱力,助其从零散单次偶然的文化参与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文化参与逻辑,以单次的资源性的公共文化空间简单陈列模式转变为连续的兴趣——讨论——探索文化参与模式。

  本文就构建部分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理论体系做了部分尝试,抽象出虚拟个体在公共文化空间的行为模式,并在虚拟公共文化空间受众分析、空间演进特征、管理分工、活力调动机制、渠道建设等方向进行了分析与思优化设计,突出以“媒介中人的真实存在(live realities)与发展”而非“资源陈列与展示”作为设计目的。但在该理论向纵深探索的过程中,我们还留有大量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虚拟公共文化空间造血可持续更新的内在逻辑为何;如何于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中建立面向全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如何整合从属不同管理体系的虚拟公共文化平台和资源;与各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相连的渠道是否越多越有利于空间发展及原因等等。未来虚拟公共文化空间的理论研究将解释虚拟公共文化空间作为一个流动的有机体是如何运转的,这是为知晓新时代下何种规划、何种实践能够促进社会文化的活力,何种实践、何种原则将窒息社会文化发展而做的重要努力。

  [3]詹金斯著,杜永明译,融合文化:新和旧的冲突地带[M].:商务印书馆,2012.

  [6]汪波,中国网络公共空间:镜像、异化与建构[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7]张文佳,柴彦威,时空制约下的城市居民活动—移动系统——活动分析法的理论和模型进展[J].国际城市规划,2009,(4).

  [10]韦景竹,李南星.需求视角下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版权问题与对策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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