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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曲线

发布时间:王军: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曲线 来源:武汉和记娱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发布人:和记娱乐 编辑:和记h88
     
     

  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依靠投资和房地产的中国经济“第一发展曲线”已呈明显下滑态势,单纯追求速度和盲目粗放扩张以实现赶超已不具有现实基础和意义。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就必须摆脱既有的传统思维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义发展道和增长模式,着眼于未来第二个乃至第三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二发展曲线”,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充满了担忧。更为全面客观地观察中国经济,应适当淡化对于经济增速的过度关注,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加重视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更加重视短期因素背后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寻找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二曲线。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至2019年第三季度录得6.0%,这是P当季同比有记录以来的27年最低数值。并且,现实经济增速和潜在经济增速均在进一步下降,尚难预计这一轮周期——如果还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周期的话——的底在哪里。观察“三驾马车”的表现不难发现,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稳中略降、温和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6月受汽车销售回暖影响快速反弹之后再度回落,弱势不改。2019年10月,消费增速再创新低7.2%,广义乘用车销量除6月受促销影响反弹5%外,连续16个月负增长,7、8、9、10月再度负增长5.4%、9.9%、6.6和5.9%%,商品房销售从2018年12月的两位数降至10月的7.3%。固定资产投资仍未改变趋势性下滑的态势,制造业投资亦是逐级走低。房地产投资及销售:弱势反弹结束,向下趋势;基建投资:似乎见底,但盛况难再,稳增长托底基建投资,但受制于地方债务约束,不会过度刺激,其对冲投资下滑作用逐步减弱。外需出现因贸易战滞后影响所导致的低位徘徊。2018年10月、2019年3月均出现企业抢出口现象,但随着贸易谈判的反反复复,出口呈现逐级走弱态势。与此同时,反映国内需求的进口走势更弱。

  因此预计未来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暂时难以彻底扭转。就2019—2020年来看,经济增长的上下空间均相对有限,缓慢下行仍是主基调。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可能还未结束,仍将有可能继续下台阶。

  之所以有这样略显悲观的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全球化红利”消退。中美经贸摩擦料将长期化、复杂化,两国间的战略性博弈将贯穿整个21世纪上半叶。二是“人口红利”消退。2014年开始,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绝对下降,2018年新生人口仅1523万人,同比减少200万人,高龄少子同时出现。三是“结构化红利”消退。随着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快速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不断下降。仍处于低端服务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相较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还是处于劣势,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比重形成喇叭口走势:服务业比重越高、发展越快,经济增速越低。四是以防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不支撑高速发展,相反,某种程度上制约中长期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和结构调整的深化,未来一些重大系统性风险需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化解,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经济面临新一轮下行压力,工业品有可能陷入持续通缩困境,并导致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大幅下滑。2019年7月生产价格指数(PPI)首次出现月度负值-0.3%,目前已持续四个月。工业品持续通缩将极大影响上游企业(国企为主)利润和就业状况,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等。

  风险之二:去杠杆任重道远。因政策重心偏向于稳增长、实施逆周期调节政策,2019年上半年杠杆率又出现了较大反弹。据国家金融实验室数据显示,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在上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2017年末的243.99%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251.1%;非金融企业杠杆率7个季度下降后反弹,从2017年末的158.19%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155.6%;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末的36.44%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39.2%;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末的49.36%上升至2019年三季度末的56.3%。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高杠杆率仍是当前经济面临的头号风险。进一步分析,非金融企业负债中国有企业的比重显著较高。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效率偏低,盈利能力较弱,财务上软约束,因此,国有企业偏高负债水平是中国经济效率和质量偏低的主要问题所在。

  风险之三: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2018年以来,民营小微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越发凸显。在结构转型期,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再叠加去杠杆等严监管举措,金融机构放贷更趋谨慎,而小微因其天然存在的高成本、高风险成为最大承压者。民营小微企业普遍以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作为主要融资来源,据统计,4000万中小企业中只有10%能从银行体系获得融资支持。

  风险之四:猪价快速上涨推升物价上涨风险,压缩了货币政策宽松空间。受非洲猪瘟和供应短缺影响,能繁母猪和生猪产能收缩,叠加猪周期,导致猪价近期超预期大幅上涨。但是,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依然在走弱,与PPI走势基本一致。预计未来一到两年内,全国生猪供应仍将持续偏紧,从而推动猪价继续在相对高位运行,对CPI的影响也将长期化,这将对货币政策操作产生一定影响和制约。

  风险之五: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老龄化与少子化汹涌而来。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继续负增长,已减少13%以上降至约1523万。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至2030年,预计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7年减少31%;出生人口将大幅下滑至1100多万,较2017年减少1/3。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已无法地进入到“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1.6亿,占比11.4%。预计到205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4.87亿的峰值,占总人口34.9%,届时每3.3个中国人中将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后果,将是我们接下来不得不正视的重大问题。

  风险之六:尽管近期有所缓和并达成阶段性协议,中美经贸摩擦仍有可能从贸易、技术领域逐步扩散至金融领域,并将进一步复杂化、长期化。两国围绕技术创新、经贸投资及金融等多方面长期博弈已经开始,两国间的全面竞争和博弈将更聚焦于长期战略利益而非短期商业利益,同时,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立将与之并行,中美过去稳定、平静的经贸关系可能已发生实质性变化。

  风险之七:作为一个型经济体将面临全球贸易、投资、金融、商品及地缘领域的输入性风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自外部世界的风险有增无减: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和利率中枢不断下移,开始步入降息周期,全球经济增速不断,“长期停滞”之阴云再次全球;全球性贸易摩擦风险将对经济复苏构成巨大,对外直接投资有望回升但升势较弱,金融与商品市场在政策外溢效应影响下波动率不断加大;地缘博弈加剧、风险上升。

  综上,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更主要的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如结构性杠杆、结构性物价上涨、结构性融资问题等。面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和如此众多之不确定性,我们应当继续悲观吗?我们有乐观的理由吗?观察已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经济,不能再于速度的高低快慢,而应从更为广阔和纵深的视角来分析。

  考虑到全球经济放缓及贸易严重恶化带来的挑战,笔者认为,除全球横向比较的显著优势之外,中国经济增长“含金量比较高”至少表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就业状况保持稳定。9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总体温和可控。二是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三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稳居第一,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多项数据如增加值、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均速。四是取得多项新进展和新成绩。供给侧结构性推进顺利,对外在外资准入、知识产权、进出口、金融等多领域有新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金融方面动作频频、亮点纷呈,微观主体活力有所增强,营商不断改善。五是经济整体风险可控。经济增速回落温和,没有出现“断崖式下跌”,物价上涨温和可控,通胀和通缩风险均不大,更没有“滞胀”。

  未来中国经济的出在哪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径是什么?根据第二曲线理论:任何事物都有生命周期,如果用一条曲线反映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任何一条增长曲线都会在达到抛物线的顶点后出现下滑,直至。因此,任何一家企业、一个国家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其秘诀就在于第一发展曲线出现下滑或前,打造一条新的发展曲线,即第二发展曲线。

  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显然,依靠投资和房地产的中国经济“第一发展曲线”已呈明显下滑态势,单纯追求速度和盲目粗放扩张以实现赶超已不具有现实基础和意义。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就必须摆脱既有的、传统思维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义发展道和增长模式,着眼于未来第二个乃至第三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二发展曲线”,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培育增长新动能,通过连续性创新实现新的攀登和跨越。

  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总体温和可控。重视运用适当财政工具,除加厚、织密社会保障的防护垫和网外,加大力度开展适应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需求的劳动力技能培训。

  二是取消消费的诸多临时性、行政性措施。例如,减少或消除影响购车、出行的,改善道、停车等基础设施,优化限购、限行相关措施,加快新能源汽车对汽油车的替代,鼓励共享出行的发展。短期可尝试在特定时期内,对特定居民,如老年群体、学龄前儿童、城市及农村低收入困难群体等,以发放消费券的形式,提振短期消费。中长期还须通过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等办法来鼓励消费,促进强大的国内市场建设。在“十四五”规划中制订居民收入五年倍增计划,以稳定居民中长期预期,提振消费意愿。

  三是稳定房地产投资、稳定房价、稳定预期,避免房价下跌的实现和循环。现在对房地产有一边倒的倾向,大有运动式棒杀之嫌。这样的干预和过度是否会主动人为制造危机?是否将加剧和加速衰退的到来?要极力避免房地产市场如过去的股市一样大起大落,稳定房地产市场也有助于稳定消费。

  四是继续为企业特别是小微、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有效控制其税费负担和各项经营成本不要出现反弹,继续企业发展活力。

  五是做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要把握好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财政政策宜保持总量扩张,结构优化;货币政策宜保持总量稳健,结构宽松。

  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可适当加大。除保持必要的减税降费力度外,未来可能的政策选项还应包括:继续加快财政支出节奏,适度增加中央基建投资规模和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适度降低重大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优化杠杆结构,必要时可进一步提高中央的杠杆率,适时突破3%的财政赤字率;下调基建项目资本金比例;降低企业所得税;推动三档并两档。未来政策利率如MLF、TMLF都有择机调降的空间和必要。及时、适度调降政策利率,有利于通过LPR机制直接有效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降低和企业的存量债务负担,有利于降低居民高杠杆对消费的,这对于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和提高扩大基建投资的能力,提高企业投资需求,确保四季度乃至明年经济运行预期目标的达成至关重要。

  现阶段央行对降息的顾虑主要是两个:一是担心房价再起,担心房炒不住。以紧缩房地产的方式来换取其他行业借贷成本的降低也许很难实现,阻碍制造业发展、挤占消费的并不是房地产,它们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二是担心物价上涨会失控。当前猪价快速上涨引起的是结构性物价上涨,而不是全面通货膨胀,原因有三:一是除去猪和油之外的其他消费品几乎都不怎么涨,猪和油上涨都源于供给冲击,而非需求推动;二是货币供应温和未失控,“通货”稳定,M2今年10月同比增速只有8.4%;三是P平减指数前三季度累计同比仅有1.6%,低位徘徊,不属于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因此,当前的结构性物价上涨不构成货币政策宽松的真正制约。

  中长期来看,为抵御内外部冲击、从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更多地从供给侧来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诸多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迫切需要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曲线,其关键在于:努力打造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双动力机制,即大力培育新经济、新动能的同时,加快推动旧经济、旧动能的转型升级,实现双轮驱动,共同构筑强大的国内市场,提高新旧动能转换的效率。

  第一,加快新技术的研发、推广与应用,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引领的新信息化红利,解决供给侧的核心技术依赖问题。从根本上说,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来自宏观上全要素生产率和微观上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政策的短期刺激。而无论宏观还是微观效率的提高,均来自创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将创新红利,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伟大复兴的关键。

  第二,加紧推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所带来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后工业化时代转型升级红利。持续推进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注重用“四新”经济手段,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低端、落后产能出清和“僵尸企业”的化解,促进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优化合理。

  第三,通过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及乡村振兴,以消费升级为代表的新市场化红利,解决需求侧的市场问题。消费升级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摆脱内忧外患、彻底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国内市场培育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向是乡村振兴,这既是国家的大战略,也是企业的大文章、市场的大机遇,这个战略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主线,是未来中国经济展现巨大韧性和回旋余地的重要方面。

  第四,依托全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新布局,推动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新城镇化红利。随着人口向大中城市乃至大都市圈、城市群的流动和集中,重点地区的城市群有望有序快速发展,一体化建设水平将不断提高,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引领和辐射带动力将显著提高,区域协调发展将越发显著,这将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力。

  第五,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和全面体制变革,全面新红利。大业千头万绪,其中特别需要强调和特别值得期待的是,“竞争中性”原则,为民营企业在环保、融资、税收、用工、市场准入、产权等方面创造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市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活民间投资。加快推进国企,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并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对于中央所确定的重大部署,应注重落实、尽快落地,对待重要任务,要敢于突破、善于创新,避免口号化、形式化、表面化。

  第六,坚定推动“一带一”建设,加快制度型,新全球化红利。未来中国的重点是,推动全方位对外,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向规则等制度型转变,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这将包括并不限于:放宽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在华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逐步实现利用外资由数量型、规模型向质量型、效益型转变,营造既无歧视、也无优惠、更为公平、“竞争中性”的营商;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削减进口环度性成本;推动共建“一带一”,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有效管控各类风险;积极参与世贸组织,促进贸易和投资化便利化。

  第七,实施鼓励生育的基本国策。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为从根本上提升对制造业的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有必要尽快全面放开落伍的生育政策,并实施鼓励生育的基本国策,尽快稳定生育率水平。为此,应从生育、托育、幼教服务保障,税收优惠和经济补贴,生育抚养成本有效控制和合理分担等方面构建全面鼓励生育的政策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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