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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基于和关系性的比较研

发布时间: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基于和关系性的比较研 来源:武汉和记娱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发布人:和记娱乐 编辑:和记h88
     
     

  :如果说社会科学理论的灵魂是由文化或共同背景知识塑造的理论硬核,那么,社会科学理论必然带有地方性的印记。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会使理论本身超越初始地方性特征,但理论的文化印记是不会消失的。当今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非国家的群体崛起。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共存的所在,国际关系也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实践活动。与之相应的是,国际关系学在其诞生百年之际,开始有意识具有全球意义的话语体系和叙事。这是国际关系学的百年大变,如果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在巨大变革中应运而生,一个重要标志无疑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而非文化资源恰恰为这一重要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识资源。

  怎样构建原创理论?这是国际关系学界一直在探索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理论创新的文化径,即文化塑造了社会科学理论。1虽然构建普适性理论是学者之梦,但社会性知识都是人的实践造就的,因此,它首先是地方性实践的产物:起源于地方性实践,发展于地方性知识生产,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追求普适性意义和应用。文化是地方性实践的结晶,因之是社会科学理论重要的创新资源和智识启迪。文化要素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灵魂内核,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国际关系理论从其文化中汲取营养,非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也需要从文化中得到启迪,并在对话和论争中演进。本文通过对文化的比较研究,说化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和创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理论是系统的思想。但理论不是纷繁思想的拼合,而是对一个基本思想或核心概念的系统阐释和合理展开。理论构建是一个成核化过程:始于一个核心概念,然后围绕这个概念不断发展,逐步成为成熟的体系。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学术性理论都有一个、往往也只有一个这样的初始概念,其他论述主要是为了论证和阐释这个概念的。这个初始概念类似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理论硬核。

  拉卡托斯分析了理论的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硬核,二是带,理论生成和发展的关键在于理论硬核,因为硬核界论,是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带起到硬核的作用,即在出现与理论的核心论断不相符合的现象时,通过带的延展性调整和灵活性修正起到硬核的作用,使得理论本身不致被。2用之于社会科学,则可假定,任何社会科学理论也是由一个初始的、基本的思想或称之为理论硬核,逐渐发展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据此,理论构建是一个基本思想或是理论硬核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个硬核的发现和凝练赋予理论以生命。因此,发现和构建与其他理论不可通约、亦即一个具有不同视角和内涵的理论硬核是理论创新的关键,它的形成决定了理论的原创价值。3硬核说对如何构建原创性社会科学理论具有启迪意义。

  社会科学理论不是人类创造的理论,而是人类在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价值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界定的范畴内建构理论,是依照自身的实践活动并通过这样的实践构建理论。正因为如此,文化与社会科学理论就有了直接的关系。简言之,文化塑造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硬核。具体表现在实践共同体与背景知识的关系之中。

  实践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实践的社会群体,背景知识是界定实践共同体的关键词。4长期以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总是在物质和的二元结构框架中纠结,或此或彼,论争不已。在以实践为根本的研究范畴内,决定人的行动的不是单纯的物质或是因素,而是使物质和因素具有意义的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打破二元分离、将物质和有机结合起来。实践共同体正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的群体或社会。比如,国际关系领域的群体,在长期的实践活动和实践性互动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因之也就形成了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实践共同体。

  实践共同体的形成依赖于“实践性知识”,亦即约翰·赛尔提出的“背景”知识。赛尔将背景知识定义为“使有意图功能成为可能的一组非意图或前意图能力。”5人的有意图功能本身不包括这类无意图或前意图能力,但如若没有后者,前者则根本不可能发生。语言学的语境是一个例子。语境确定了一个词的准确意义,没有语境,这个词也就没有确定意义。有了背景知识,人们才能对某种存在的事物加以理解,才能对某种外在的事实作出诠释,才能在某种情景下具有采取何种行动的取向。如“安全实践共同体”就是指具有以非武力方式解决冲突的共同背景知识。6

  背景知识来源于实践。学界可以被视为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的背景知识,并依照这样的知识从事研究活动。比如,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主要背景知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关系实践,作为现实主义重要理论之一的均势理论也是来自欧洲国际关系实践。理论一旦形成,则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现实主义主导了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新制度主义则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7

  背景知识定义了实践共同体,因为背景知识使得一个群体在宏观层面上形成相似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8背景知识建构了人的社会性大脑,成为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的社会人思想孵化器。

  以背景定的实践共同体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技术层面的,如红十字会或是群体;一类是社会层面的,如女性主义群体和劳工群体;第三类是文化层面的。文化层面的实践共同体指以文明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群体,这个群体以文化作为自身最鲜明的标志。群体通过长期的实践活动,形成了共同背景知识,因而形成了相似的世界观取向,使他们具有宏观意义上相似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本文强调文化层面的实践共同体,更多地是指基于文明的文化。汤恩比作为研究单位的文明,9萨缪尔·亨廷顿所讨论的文明——教文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都指向这类共同体。10将其称为文化共同体,因为文明的结晶是文化。文明的范畴大于国家,但有些国家与文明高度契合,比如中国与文明、英美等国家与教文明等。虽然实践共同体具有不同类型,但根据背景知识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的这一基本观点,基于文明的文化共同体是最典型的实践共同体。文化依着背景知识而界定,文化共同体依着“共同背景知识”而界定,这样的背景知识只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才能形成,也只有在长时段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背景知识才是最稳定的背景知识,所表现的正是一个群体宏观层面相似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因此,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的“共同背景知识”。以文明为基础的、具有共同背景知识的共同体便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它最具实践共同体特征,是实践共同体的典型形态。

  “共同背景知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认知和诠释世界提供了框架和依据。共同背景知识不是现实和即时的知识能力,而是在历史和实践中形成的意义体系,任何现实和即时的事物,只有通过背景知识才能产生意义。就此而言,赛尔的背景知识与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安东尼·吉登斯的“实践意识知识”具有相似的功能。当我们认知世界的时候,是依着我们的背景知识而认知的;当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是依着我们的背景知识而确定行动取向的。

  背景知识是社会科学理论所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实践资源,是知识的语境。据此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推论,即以共同背景知识定义的文化构建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硬核。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指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这三种理论都是美国学者创建的,至今仍然主导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议程。11美国主流理论效仿自然科学理论,强调理论的普适性不受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12但如果说以共同背景定的文化塑造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硬核,那么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必然带有文化的胎记。文化的一个最重要标记是个体:以个体为基本单位的原子本体论和以为标识的现代认识论不仅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因素,也在相当程度上孕育了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硬核。

  新现实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成型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基本逻辑是“结构选择”,指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了国家的国际行为。13这个理论可以用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表示出来,即:B = f(S),其中B为国家行为,S为国际体系结构,国际体系结构是自变量,国家行为是因变量。由于新现实主义的主导变量是国际体系结构,所以又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肯尼思·华尔兹将国际体系结构明确定义为体系内大国实力的分布,国际关系中的单极、两极、多极等术语就是用来描述体系结构格局的。冷战时期国际体系被定义为两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体系中两个最重要的实力单位。以实力分布定义的体系结构决定了体系中国家的行为。比如,转移理论认为,在明显单极格局中,亦即霸权国实力明显超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时候,国家最不可能采取战争行为;而在模糊单极格局中,亦即当霸权国和挑战国实力接近的时候,两者之间则很容易发生战争。14

  新现实主义逻辑的成立依靠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个体国家是行为体。这里包含了两个要素,一是个体,二是。任何一个要素缺位,新现实主义的逻辑都无法成立。在新现实主义框架中,个体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国家的第一特征就是的、自主的行为体。主权概念充分表现了这一特征,对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对外不具有任何更高权威的特点表明现代性和现代人的个体意义。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个体性的基本表现就是自行决策的能力。第二个要素是工具。也就是说,所有个体行为体都明了自己的利益,知晓所处的,有能力作出合理的权衡并选择最佳行动以实现利益。在明显单极中为什么霸权国和潜在挑战国都不太可能使用战争解决争端,因为作为行为体,挑战国实力差距明显,知道战则必败;而霸权国实力超强,不必采取成本更高的战争行为就会实现利益。一旦单极格局开始模糊,霸权担心优势在挑战国一边,如不采取断然行动,很快就会被挑战国超越,即便届时再战,也没有必胜把握;而挑战国也因为实力接近而膨胀,容易贸然采取行动。因此,战与和都是在国际体系结构条件下个体国家经过权衡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要求个体和权衡作为必要条件。这是典型的“经济人”,也是主流叙事中的“现代人”。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表述这种模糊单极格局下的国家行为的,近年也被一些学者用来解释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

  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主义向新现实主义发起挑战。但这种挑战更多的是在实际变量上的创新,而不是突破。新制度主义也是采用体系层面的理论构建方式,将华尔兹的主导自变量“体系结构”变成了“国际制度”。而在对个体的认识上,新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高度一致的。

  新制度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国际制度”这个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自变量。罗伯特·基欧汉借鉴制度经济学提出国际制度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简称“制度选择”。15如果套用新现实主义的公示,即B = f(I),其中I表示国际制度。基欧汉发现,在国际体系格局相同的条件下,国家有时选择合作,有时选择冲突。因此必然有另外一种因素在发生作用,使得国家在体系结构相同的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这个因素就是国际制度。国家采取不合作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无国际体系不能国家之间不互相。国际制度可以加大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使相互的概率大大减少,因之促成合作。

  新制度主义提出的“制度”变量无疑是一种创新,因为在结构已定的情况下,制度有可能是决定性因素。新制度主义在具体变量上做出很大创新,致使学界将新现实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之间的辩论变成“范式间”辩论。但新制度主义的主要自变量“国际制度”仍然是依赖个体和两个要素才能发生作用,关键在于的个体行为体对于成本效益的权衡。这与结构现实主义的 “经济人”没有差别。正因为这种深层的同质性,新现实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之间的辩论逐渐式微,出现了“新—新趋同”,即新现实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之间的所谓范式间论争不复存在,两者基本达成一致。正如奥利·维夫所说的那样,“现实主义和主义已经不再不可通约。恰恰相反,两种理论具有共同的‘主义’研究议程,具有共同的科学概念,在共同的无性(华尔兹)假定基础上研究合作的进化和制度的效用(基欧汉)。”16 基欧汉自己也认为,个体是新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也是新制度主义的核心假定。正是个体,将体系要素和个体行为性地联系在一起。17

  建构主义被国际关系学者视为与现实主义和主义迥然不同的理论体系,亚历山大·温特自己也强调建构主义采用了不同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义本体论。但如果深入探讨建构主义理论的硬核,就会发现在个体这一背景知识的结晶点上,建构主义也表现出了实质性相似。这一趋同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建构主义的主导研究议程——国际规范——。

  建构主义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是用“文化选择”代替了新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的“制度选择”。如果说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最重要的自变量是国际体系结构,新制度主义最重要的自变量是国际制度,那么,建构主义最重要的自变量是国际体系文化。进而,这种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以形式呈现的国际规范。规范是指一个群体或共同体共有的观念和行为准则,温特所提出的国际体系三种文化都与规范密切相关。霍布斯文化的规范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洛克文化的规范是“也允许别人”,而康德文化的规范是“友谊和非”。18这些规范指导国际社会的行为。

  虽然建构主义涉及的内容包含国际体系文化、身份认同、规则规范等,但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界逐渐设定了以国际规范为核心的研究议程,刻意推出一系列研究,使得规范研究在21世纪伊始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议程。从规范产生到规范生长与再到规范衰退与式微,规范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形成了“规范选择”的研究取向,将国际规范设为行为体行为的主要解释变量。建构主义的“科学性”越来越强,单向链越来越明晰,终于也成为简约到一个公式表示的理论,即B = f(N),其中N表示国际规范。

  国际规范之所以影响国家行为,枢纽机制仍然是个体,或曰“规范”。行为体具有个体,在面对规范的时候,首先就是权衡利弊,考虑后果,然后决定是否接受或遵从规范。进而,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行为体也会内化规范,逐渐将规范视为理所当然遵循的行为准则。在规范发展的重要阶段,个体和个体无疑是前提性假定。克拉托赫维尔认为,规则和规范的第一功能就是简化决策者面对的复杂情景,使其能够清晰表现出来;19杰弗里·切克尔在设计规范研究时也将“战略权衡”作为接受规范的第一步骤;20玛莎·芬尼莫尔的研究则表示,发展中国家接受教科文组织的“现代化国家”规范首先是因为这样做会得到实惠。21因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规范”依然是工具的一种变异形态。失去了个体,规范不会发挥作用,主流建构主义的国际规范研究也就失去了逻辑支撑点。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硬核都有着显性或是隐性的个体要素,这恰恰是现代化过程逐渐形成的背景知识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也成为其知识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个体不仅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诸如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中也属于核心假定。在原子世界的视野中,个体的逻辑和思也是自然的、合理的。但世界是多面的,文化是多元的,实践是多样的,背景知识和知识因之也必然是丰富多彩而不是单一同质的。如果说文化孕育了社会科学理论的硬核,那么,在一个不是以原子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理论呢?

  中华文化是以中华文明为基底的文化,中华文化共同体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实践共同体。如果说个体这样重要的概念产生于以文明为基底的文化共同体的实践之中,中华文化共同体长期的实践活动也形成了丰富的共有背景知识,积淀出知识的结晶。从某种意义上讲,“关系性”是中华文化共同体一个思维和行为的突出,也是一个可以形成国际关系理论硬核的重要。关系性既有本土实践的深厚基础,也有超越本土的巨大潜力。国际关系学科的名称里虽然包含“关系”的字眼,但始终没有对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也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关系理论。世界的关系理论(以下简称“关系理论”)正是以关系性为理论硬核的,并围绕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的。

  关系理论关系本体,认为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现代性科学背后的世界观是一种原子本体论视野下的世界观,把世界视为一个原子组成的天地,这些原子是实体的、自在的、分离的,有各自的特性和功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就是这样的原子,每个国家都具有自在的身份和自生的,诸多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依照体系中的实力分布、制度分布和分布等外在力量的作用进行互动。

  依照关系本体的视角,构成世界不是原子,而是的关联和互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关系具有本体地位和意义。这不是说世界不存在原子实体,而是说原子存在的意义只有在与其他原子互联互系的实践中才具有意义。这是一个互系世界,22任何个体都是互系中的个体,关系才是重要的因素和根本的分析单位。社会世界尤其如此。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体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关系本位。23费孝通先生在讨论社会差异时,使用了稻草捆和水波纹的比喻:前者界限分明、自在;后者水纹依次、波波相连。24在关系本体的社会世界里,人是“社会人”,依着与其他人的关系而界定,依着在关系网络中的权衡的利益。

  在关系世界里,行为体的互动是关系促成的根本性互动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性过程。关系本体重视的是关系性过程而不是具象性实体。关系过程和个体是共时共在的,流动的关系过程建构了国家,国家也在关系过程中演进、、再生成。建构主义也强调主体间互动,但是这种以原子本体为前提的互动只是表层互动。无论互动频度和广度达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界定或是改变两个个体的根本特征。25关系本体视角下的主体间互动是互嵌的,互动这种关系实践本身决定了双方的社会身份,促使双方朝着对方发生变化。26这样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生成和演进。个体的社会属性和特征只有在这种关系互动中才能够得以界定,且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对于社会人而言,没有先定的绝对身份属性。

  关系本体是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中华社会一种普遍的实践,经过几千年的凝练,成为中华文化中知识的结晶。在某种程度上,原子本体和关系本体代表了世界两种重要的世界观,也反映了两种既有相同也有差异的实践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关系本体只存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中。诚然,中华文化对关系本体的认识和反映可能比其他文化共同体更加明显,但关系是无处不在的,无论是东方还是,都无法避开关系这一社会根本属性。

  关系理论以关系性逻辑为基本的行动逻辑。在一个原子世界里,行动的主要动因是个体。个体总是包含着鲜明的工具要素:个体可以地确定利益并发现最佳获利方式。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学已经讨论过的行动逻辑有三种: 目的性逻辑、适当性逻辑和实践性逻辑,27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集中在前两种。28新现实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行动逻辑是目的性逻辑,建构主义则是适当性逻辑。目的性逻辑是显性工具逻辑,适当性逻辑是隐性工具逻辑。无论是哪一种,都必须以个体和个体为前提假定,否则逻辑就无法成立,行动的依据也就不复存在。

  关系性逻辑是从关系世界的视角推衍出来的行动逻辑。行为体是动态关系过程中的社会行为体,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确定身份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行动取决于关系。简言之,关系性逻辑的核心是“关系选择”。主体间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温特使用身份角色的概念讨论国家行动。29同样是拥核问题,美国对英国是支持,对朝鲜则是反对。为什么美国对待同样事实的反应不一样呢?因为美国相对于英国的角色身份是盟友,而朝鲜的则是敌人。虽然温特仍然强调了行为体的单方行动,但是这个经典例子所涉及的却无疑是关系。美英关系性质是特殊盟友,美朝关系的性质是尚未正式结束战争的敌人,不同的关系性质决定了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行动。

  关系性逻辑不,但包含的是关系,亦即是关系语境中的,的存在首先基于关系,是依着关系而界定的。温特提出了三种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但这些文化首先表述的是某种性质的“—他者”关系:霍布斯文化表述敌对关系,洛克文化表述竞争关系,康德文化表述友谊关系。只有这些关系性质明确的前提下,才可以知晓行为体的行动是否。强调关系性,不是说否认个体和个体利益的存在。关系性逻辑首先一个假定,即个体和整体的共时共在,犹如一滴海水和大海。正是因为这种共时共在,身份只能在与他者和群体关系中界定,利益只能在与他者和群体关系中实现。试想,如果一个商人以对待其他商人的方式对待父母,处处计算成本效益,则会被认为的。

  关系与目的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的根本不同在于它预设的关系本体。目的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都是以个体为研究起点、以原子本体论为前提的,而关系性则是以关系本体为前提的,个体只有在关系实践中才具有社会意义。在社会世界里,是关系界定的,无论工具还是规范,都是如此。

  利益是国际关系学中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原子世界的利益是个体性利益,而关系世界中的利益是关系性利益。关系理论认为,社会中的身份是在与他者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得以确定的。身份确定利益,因此,首先要讨论的是社会关系在建构行为体身份过程中的作用。这就涉及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关系本体意味着社会性“共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假定是以自在为基础的:个体的自在决定了个体对利益的界定,也决定了在基础上的自为。一些质疑个体自在理论的观点则突出共在的意义。学者提出“关系先于国家”,认为关系享有优先于个体的地位;30中国学者提出,共在先于自在,任何自在都是以共在为前提的。31虽然这些观点都反对个体主义的绝对存在前提,但却都把个体存在和关系存在构建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或是自在优先,或是共在优先。涉及利益问题,自在优先论必然将利益视为优先利益,而共在优先论则必然将群体利益视为优先利益,这样一来,不是出现公地悲剧,就是以群体利益的名义抹杀个体利益。

  关系理论不赞成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而是一种共时共在的存在观。所谓共时共在,即指自在与他在、与群在的共时共在,强调存在和他者存在以及群体存在是同时发生的。关系理论不否定存在及其意义,因之承认利益的存在及其合。“达己达人”的思想显然是承认利益的,否则不会有“达己”之说。同时,关系本体意味着,在社会场景中,自在总是与他在和群在共时共在、无法分割的。据此推衍,利益是存在的,但是利益与他者利益和群体利益又是无法分割的,利益的实现也必然与他者和群体利益的实现关联在一起。

  利益是所谓无国际社会中国家的第一利益。但即便是利益也无法在纯粹自在的条件下实现,而是在与他者与群体共时共在的条件下得以考虑和实现的。赫兹提出“安全困境”的著名论断,认为在两个国家的关系之中,甲方为了自身安全增加军事力量的行动,会被乙方认为是一种对自己形成军事的做法,因此也就采取增加军事实力的反措施。这一做法继而又被甲方认定为对自己的,于是进一步加大军备力度。循环往复,双方的安全感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反而越来越差。32“安全困境”的例子说明,即便是个体最基本的安全利益,也是一种关系性利益,是与他者安全利益高度关联的。苏美冷战涉及存亡问题。美国的两大安全战略中,“核应用战略”是以纯粹的安全利益为前提的,主张美国实施单向摧毁战略,即研发可以阻截苏联核导弹的防卫系统,使苏联不可能危及美国,而美国却可以苏联;“确保相互摧毁战略”则是承认双方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一旦一方使用核武器,另一方会有充分的报复性核实力,致使双方都在核战争中被摧毁。33后一战略反映了考虑他者安全利益的关系性思维,也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战略选择。

  利益是一个极端例子,在个体主义者看来,这是最根本的、无法的利益。但即便是在问题上,利益也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界定的,在与他者利益的交汇中实现的。当今国际社会已经比较普遍地接受了“相互安全”和“共同安全”的,这些安全观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关系性思维,即将的存在与他者的存在、与国际社会整体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将安全利益和他者安全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的安全利益联系起来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适用性都是有限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文化径表明,如果说社会科学理论的灵魂是由文化或共同背景知识塑造的理论硬核,那么,社会科学理论必然带有地方性的印记。背景知识是一个实践共同体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这个实践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是地方性的,起始于处于某一地域或某一领域中的人的群体。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会使理论本身超越初始地方性特征,但理论的文化印记是不会消失的。

  一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地方性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是合理的。没有地方性,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形成。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是在寻求更有普遍性的理论,但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性从来没有消失。均势理论是在欧洲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但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均势现象在前现代的东亚体系中从未发生。34同时,理论形成后对实践产生反作用。虽然均势理论是学者在欧洲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知识,但当下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中却表现出明显的均势秩序思维和均势战略行为。

  二是社会科学理论无论适用程度多么广,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正因为社会科学理论是由地方性文化塑造的,所以会一直保留这种文化胎记,实践的重要枢纽作用也为地方性知识在理论建构方面提供了性基础。任何一种理论总有无释的社会现象,尤其在一个超出原有背景知识的领域或是区域。欧盟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的样板,其他区域一体化总是习惯地使用欧盟的标准予以衡量。但是东盟一体化与欧盟一体化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35正因为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基于背景知识的学术实践和学术创新就是合理的,对于互融互鉴也是必不可少的,舍此国际关系学就无法成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学科正式建立已经百年。当今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非国家的群体崛起。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共存的所在,国际关系也已经成为全球范畴内的实践活动。与之相应的是,国际关系学在其诞生百年之际,开始有意识具有全球意义的线这是国际关系学的百年大变,如果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在巨大变革中应运而生,一个重要标志无疑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而非文化资源恰恰为这一重要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识资源。(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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