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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 2020年第9期目录、摘要

发布时间:《管理世界》 2020年第9期目录、摘要 来源:武汉和记娱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发布人:和记娱乐 编辑:和记h8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映进入新时代的时代特征,研究对象转向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成为主线。财富代替价值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能从先验的理论出发,只能是问题导向。作为导向问题涉及发展阶段问题和研究层面问题。相应的经济学不能只研究制度,还需要研究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问题,由此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会形成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对外经济)三大部分。基本经济制度分析需要从共存论去认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要素报酬、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从而将制度优势为治理优势。经济运行分析服从于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也就是经济安全。经济发展分析遵循生产力自身的规律研究发展的规律和相应的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新发展,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理论的创新。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基于怎样的范式承诺,即以怎样的思维框架来“框定”她的研究对象、学术逻辑和体系结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中国经济的根本性域观特征。将党的角色和作用纳入经济学思维的逻辑框架,可以对中国经济有更深刻的理论认识和学术刻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承诺的一个根本性域观特征。“中国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术体系的逻辑起点,对基本中国事实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概念抽象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键之一。经济学范式结构的变革将沿着史观、微观、宏观、域观的方向演进,形成更具科学性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是契合这一范式承诺所形成的重大学术和持续创新方向。

  摘要:中特经济学在新时代在现阶段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性质上是不同的,但在资源配置机制上是相同的,都是市场经济。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其中的许多内容可以为创建中特经济学借用。经济学体现着私人资本逐利、和私有的三大意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并不能这些意愿,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是私有化、经济领域以外的化和把自利变异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一般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重大的问题,这有其庸俗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它所研究的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会出现和存在。市场调节是自发的、盲目的和事后的,这是好的调节功能和调节方式而不是坏的调节功能和调节方式。

  摘要:国外研究表明,当投资人付费评级机构给出更低的评级时,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为市场声誉,通常也会“跟随”着调低评级。但2009~2014年期间中国发债企业主体评级的数据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面对中债资信的低评级,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不但不会“跟随”,反而会调高拟发债企业的后续主体评级进行“对冲”。本文从“监管套利”角度解释了这种“反常现象”:中国监管部门主体评级很低的企业发债,相应地市场投资机构也通常都投资于低评级企业发行的债券;所以,一旦中债资信对拟发债企业给出很低的主体评级,拟发债企业就可能为了成功发债而寻求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给出更高评级,以便对冲掉来自中债资信的负面冲击。本文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验检验,支持了上述理论解释。

  摘要:在系统梳理部门及业界机构对融资平台公司各类定义的基础上,本文重新界定了融资平台公司和城投债,并建立了基于融资平台公司新名单的城投债数据库(含海外债)。本文利用上述数据,分析城投债的变化趋势,发现城投债存在“政策债”等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包括举债动机、制度空间、资产工具和资金来源等),提炼出融资平台公司存在资产与风险的不对称性这一重要事实,其根源是地方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延伸和风险联保。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对资产延伸和风险联保的量化分析,发现融资平台公司相对于一般市场公司具有不合理的金融势能优势。金融势能是融资平台公司大力举债的微观动力机制,也是导致地方隐性债务持续增长的市场驱动因素。为有效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地方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延伸和风险联保,消除融资平台公司不合理的金融势能。

  摘要:本文在厂商层面考察了中国出口企业反倾销的成因,通过将1999~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进行匹配,检验了厂商的异质性特征对其反倾销诉讼概率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是中国厂商反倾销的重要影响因素,低生产率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容易招致贸易伙伴的反倾销诉讼。此外,企业出口规模越大、融资约束越小,越容易反倾销诉讼。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低生产率企业往往出口单位价值较低的产品,因而在国际市场上更易遭受反倾销诉讼。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相反,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企业生产率越高,在国际市场上越容易遭受反倾销调查。在未来,促使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和协同发展,既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应对贸易壁垒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各行业提升竞争力、实现长远发展的根本途径;中国企业还需将“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落到实处,开辟新市场、跨越贸易壁垒;高技术企业未来要加大基础研发投入,与和科研机构通力合作,进行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基础性研发活动,力争取得原创性科技,使自身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

  摘要:无形资本是驱动“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但中国目前仍缺乏对省际无形资本存量的科学估算。为此,本文基于CHS分类框架估计了2000~2016年各省(市、区)无形资本存量。研究发现:(1)中国无形资本存量从2000年的0.51万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13.31万亿元,年均增速为22.6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到35.79%,而从内部结构来看,经济竞争力资本占无形资本投资的比重偏低,较美国低约20个百分点。(2)无形资本存量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2016年、上海、广东和江苏4个省份无形资本存量占全国比重高达50.32%,但发达地区同样存在结构不合理问题。(3)无形资本已超越物质资本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无形资本存量增速减缓是东北和能源密集地区经济下滑的原因之一。

  摘要: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部分,其全球价值链及其演变规律一直影响着我国型经济体制的建设。为更好地测度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本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从而得出了我国在其中的参与、获利能力和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上活动主体的数量在增加,层次在扩展,新兴产业占比在加大,分工程度在深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参与程度在日渐提高,但前向参与程度依然较低,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亦较低,亟须相关部门与业界重视。其中,技术因素、制度因素及生产效率和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密切相关,因此“顶层设计”需要考虑到相应的政策异质性。

  摘要:盈利预期驱动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扩张经营规模,但企业规模扩张会受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制约。为解决土地和劳动力的供给约束,突破信贷制约,企业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会引入合作社的缔约结构,形成企业领办合作社的混合治理机制。调查发现,一方面,当企业规模扩张到信贷约束的临界值时,企业为了在继续扩张规模时减少交易成本,即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可以通过治理机制和缔约结构创新来扩张企业的边界。另一方面,在农户和龙头企业共同拥有股权的合作社缔约结构中,如何确定分成比例以达到该缔约结构激励相容的效果是构建合作经济组织的关键。同时,在对山西太谷县某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市场规模的扩张和产品种类的增加对合作社内部专业化分工要求更高,相应专业化分工的成本也在增加,而由合作社向合作联社的可以对冲专业化分工导致的成本增加,实现土地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最大化。研究发现,有效实现土地与资本结合,构建合作经济组织,农户权益需要重构三权分置框架下新型的包容性的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也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重要一环。

  摘要:随着海外项目团队日益活跃于国际市场上,多元文化背景的团队结构在激活文化创造潜力的同时也增加了由文化异质性引发的跨文化冲突问题。然而,对于海外项目团队如何管控冲突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本文基于文化嵌入视角,选取4家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团队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探讨海外项目团队的跨文化冲突来源及冲突管控策略。研究发现:第一,海外项目团队的跨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价值导向与管理规范的异质性;第二,由于文化嵌入的优先性会影响团队策略选择,因而海外项目团队在管控跨文化冲突时,需要对文化内外部嵌入的优先性进行权衡考量;第三,在不同文化嵌入的作用下,海外项目团队可以通过结构型、功能型与混合型策略进行跨文化冲突管控,来缓解跨文化冲突的掣肘。本文最终形成的跨文化冲突整合模型,能够为后续海外项目团队层面的跨文化冲突管控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并响应近期国际商务领域学者对于扩展跨文化理论研究边界的呼吁。

  摘要:创业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生态促进区域创业活跃度是创业研究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鉴于中国转型期市场和等多元制度逻辑共栖、共生或主导产生了复杂的营商环境背景,本文基于制度组态框架,结合NCA和QCA两种新兴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营商环境生态与创业活跃度的关系。研究发现:(1)单个营商环境要素并不构成高创业活跃度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提升效率在产生高创业活跃度上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2)4种营商环境生态可以产生高创业活跃度,包括主导逻辑下人力资源驱动型(竞争型共栖或主导)、主导逻辑下资源与创新驱动型(部分互利型共栖)、助力下依托公共服务的金融与创新驱动型(部分互利型共栖)、与市场双元逻辑下依托公共服务的金融与创新驱动型(完全互利型共栖或共生),不同环境生态代表着不同城市高创业活跃度的多重实现方式。与市场完全互利共栖或共生型城市最多,说明要重视发挥与市场“互惠之手”而非替代关系,使与市场在相应的生态位相互增强提高环境承载力,从而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本文也发现了3种营商环境生态会导致非高创业活跃度,它们均呈现出逻辑的“之手”。本文引入制度组态视角,探究营商环境生态要素的耦合对于城市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中国城市高创业活跃度的营商生态实现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营商环境生态 制度组态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必要条件分析(NCA) 创业活跃度

  摘要:现有研究认为国有产权激励不足是国企的难点,但主要基于产权束完整的假设前提,本文则从产权束分割(partitioning of property rights)视角,探讨分红权激励这一收益权分割安排对国企创新的影响。以中央企业分红权激励(148号文)为准自然实验,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发现:(1)分红权激励之后,试点央企的创新水平显著提升,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预期、强化监督以及提高员工风险承担意愿等机制来实现。(3)分红权激励是重要并且相对外生的,148号文公告后试点央企有显著更高的累积超额回报,但公告前试点央企与其他央企累积超额回报并无显著差异。其实际影响还体现为R&D投入的增加、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的提升;政策影响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参与试点工作的子公司层面。本文从产权束分割视角回应了“民营化”的理论争议,也对当下的国企提供参考和补充。

  摘要:企业战略变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然而,现实中企业却面临着“不变等死,变则找死”的两难境地。因此,如何有效地变革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立足多视角的战略变革框架,整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使用中国上市企业样本,本文检验了CEO来源、CEO、TMT异质性、企业前期绩效和环境复杂性5个条件对战略变革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组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3种组态均可引发高程度战略变革(殊途同归):内外交困促变革、居安思危谋变革、集思广益商变革。进一步还发现,引发高程度战略变革的3种组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殊途异效):内外交困促变革不能显著地改善企业前期的不良绩效,居安思危谋变革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而集思广益商变革则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摘要:近年来,忧患型领导风格在以华为CEO任正非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并引发了管理实践界的热议。然而此领导风格在学术研究领域尚未获得足够重视,忧患型领导对绩效水平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得两个的团队领导嵌套样本来检验研究假设,旨在基于团队有效性过程模型忧患型领导对团队角色绩效的多层链式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团队防御聚焦和团队自省会连续中介传导忧患型领导对团队整体角色绩效及个体角色绩效的影响。这意味着忧患型领导能够通过塑造团队防御聚焦这种团队涌现状态,激发团队自省这一团队过程,从不同层次提升团队角色绩效,从而改善团队有效性。

  摘要:以任务技术匹配(TTF)模型为理论依据,将网络交互策略分为跨组织信息系统(IOS)助力的交互策略和社交媒介(SM)助力的交互策略,通过检验网络交互策略与跨组织治理方式(分为合同治理和关系型治理)之间的TTF匹配效应,探讨网络交互策略如何提高企业跨组织治理的效力问题。研究结果显示:IOS助力的交互策略与合同治理相匹配而与关系型治理不匹配,因此它有助于提高合同治理的效力,但对关系型治理的效力有弱化或不显著的影响作用;SM助力的交互策略与关系型治理相匹配而与合同治理不匹配,因此它有助于提高关系型治理的效力,但对合同治理的效力有弱化或不显著的影响作用。论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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